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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夏天，当我再次驻足布达拉宫前的广场时，天还是那样的湛蓝，空气还是那样的清新，饱受阳光沐浴的花朵还是那样的艳丽。环顾四周，布达拉宫前的这个广场已经焕然一新，更加衬托出这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古代宫殿的庄严与雄伟。凝望着蓝天白云下的“普陀罗”和在它上空翱翔的高原雄鹰，我的耳畔隐约响起李娜《走进西藏》的歌声：“也许会发现理想 … 也许能看见天堂….”。我不清楚我加快的阵阵心跳是由于高原反应所致，还是那在心底沉寂了22 年的激动又被撩拨了起来。不远处，同行的CPGIS 伙伴们正兴奋地选着摄影的最佳角度，我则独自面对布达拉宫—“菩萨住的宫殿”，双手合十，闭目默念“扎西德勒”！

拉萨，这个藏语中的“佛的土地”，是我们整个西部讲学计划的最后一站，我们终于在这世界屋脊圆满实践了我们五年前在CPGIS 曼谷会议上的关于西部讲学的诺言。我选择将西部之行的句号“画”在拉萨，是为了在顾及讲学团成员的身体状况的同时为我们的活动终点找到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高度”。对于我个人来说，也希望在实现22 年前许下的重返拉萨的心愿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包括在成都讲学期间寻觅当年进藏前的感受。22 年了，那深深潜藏于心底的记忆全都被高原的风给吹醒了过来，那个22 年前令我终生难忘的西藏之旅的心灵震撼居然能够穿越时光隧道，又被激活了…。

布达拉宫金顶（1984 年夏）

1984 年夏天，我与师兄刘纪远（我们都曾经是陈述彭院士的硕士研究生）以及在农牧渔业部工作的武测校友崔岩等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西藏土地利用考察队，由北京出发，经成都赴西藏，为全面开展西藏土地利用详查做前期准备。我和纪远兄是遥感所的代表，需要分头随东线或西线考察。纪远兄认为西线艰苦，包括藏北那曲地区的无人地带，他主动要求去了西线。在拉萨分手后，我和崔岩随东线考察组沿尼洋河、雅鲁藏布江和拉萨河考察，从沿江的农区到高山草地的游牧区，直至5500 米的高寒荒漠与雪线冰斗。那是我第一次完整考察整条河流，从它们的高山源头到它们的平原河口。在那次考察途中，我这个仅有少许航空摄影测量工程背景的学生开始认识了河流地貌的发育，理解了农牧业生产方式的形成，接触到代表西藏发展历史的各色藏族同胞 -- 那些身着传统藏服不稀罕天外任何变化的老人，那些穿着陈旧中山装与我们谈论毛主席和华主席的中年人，那些和我一样穿着牛仔裤但是比我更懂“踢踏舞”的小伙子，以及竟然能够用颇为正经的广东话哼唱电视剧《霍元甲》中“万里长城永不倒”主题曲的小学生们，而且是在工布江达那个我曾经到过的最小的县城里听到这个当年在全中国脍炙人口的歌曲。

我的1984 年之夏，那是在蓝天大地课堂里的一堂生动的地理课程，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地理，一切都是那样生动有趣，让人过目不忘；那又是一次体验亘古及今的文化之旅，从两千多年前建造的西藏第一座宫殿容布拉康到拉萨最古老的并供奉有释迦牟尼12 岁等身金像的寺庙大昭寺，一切是那样厚重久远，使我在多年之后仍然思绪绵绵。我不是画家，否则，世界屋脊那史诗般的雄浑苍劲怎么能够少了我的作品？我也不会作曲，否则，我必定会被那高亢无羁的藏族民歌吸引，一路采风，珍藏并宣扬那宝贵的文化基因。所幸的是，我还喜欢摄影。我顾不得什么高原反应，一路上都激动着、活跃着，消耗着带去的胶卷，不管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没有了就买，没处买就借，真是不到西藏不知道胶卷带得太少！

当年进藏，除了大自然的震撼之外，感受极深的还是藏传佛教的影响力。我从小受到的是无神论的教育，在进藏之前也没有与信教人士有深入交往。在考察路上，从美丽的林芝果园到人烟稀少的芒雄拉山口（海拔5000 米左右），我们看到许多 “朝佛者”在一步一步地“嗑长头”。当陪同我们的老刘（18 军就地转业的干部）指着大山后面的拉萨方向，告诉我这些“朝佛者”都是要去那里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时候，我那被振慑的心随着目光凝结在他们前方的座座山头，“他们怎么会有如此的虔诚啊？”然而，当一个人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自己喜爱的事业之时，又何尝不是具有某种宗教般的情怀呢？那些“磕长头”藏胞的身影使我联想起当年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小木屋》以及后来的同名电视片。在那个影片中，给我最深印象的画面是“磕长头”藏胞的执著与森林生态学家的执著的反复对比与叠影。她们都是追梦的人，想必心中自有她们的生命之歌。当年，南京林学院的女教授徐凤翔怀着在西藏山区的原始森林中建立中国的高山生态观测站的执著追求，毅然离别繁华闹市，只身前往西藏波密的深山搭建自己的小木屋，构筑自己的梦。由于一个偶然的相遇，她的梦感染了文坛名人黄宗英，使得心脏并不太好的黄宗英有了去波密协助徐凤翔建造“小木屋”的梦与行动。当年，她们俩对于事业的执著通过黄宗英的《小木屋》感染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的人。我1980 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正是一个寻梦的年华，“小木屋”曾经是那样地鼓动过我，对于自己喜爱的事业要有宗教般的投入。

信佛的人大多是与人为善的，寄希望于来世的人对于此生的艰难困苦大都具有极大的忍耐。我们在西藏考察的日子里，接触到不少普通的藏族同胞。尽管他们的物质生活相对贫乏，但是，他们让我感受到一个不输给世界上任何民族的精神世界。在寺庙里，我看到藏胞们是如何将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与酥油奉献给菩萨和活佛，还有送到我从小就熟知的文成公主的坐像之前。有一位藏族干部告诉我，汉族将祖宗供在家里和家族的祠堂中，藏族则愿意将自己的所有包括灵魂都寄托在寺庙里。听了这番话后，我在乃东县一座寺庙中理解了一个僧人舍命保护庙宇和法器的故事。那位僧人在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会为了保护寺庙的法器而躲进深山直至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他的哥哥又接替他直至文革结束。我在拉萨大街上遇到一位由内地去西藏的乞丐，他告诉我在拉萨比内地讨生活容易得多，也没有受到象内地那么多的歧视。或许商品经济大潮当时还没有冲击到那块净土，那种“施舍比获得更为幸福”的人生观表现在许多我的所见所闻之中。这些都令我在考察路上一直思考著宗教对于社会的意义，思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许多年之后，我在美国洛杉矶读到台湾星云大师的书，更多地了解到佛门讲求普渡众生的信念，以及他们相信“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的大智慧。

常年在世界屋脊生活的人对于高原的自然美有比我们更深沉的热爱，每当我们大惊小呼地捕捉那些美不胜收的景致时，他们平静的微笑充满了自豪，即便在我们遇到所谓“困难”时，例如在大山里汽车抛锚了，天快黑了却没有办法与外面联系，他们的微笑还是那样平静，让我觉得就象是在自家后院办“Party”一样轻松。还记得在考察途中，我们的藏族司机旺青罗布、德青朗杰、格桑次仁每每面对路途中各种艰苦和惊险的状况时，大都泰然处之。我们有一次去5000 多米以上的一个雪线（地理所的李荣生从北京带来的高度计算是白带了，因为它的最高读数只有5000 米），由于没有带氧气，大家攀登得非常辛苦。旺青他们不仅前后探路，还不断奔走在已经拉开距离的我们之间，提醒我们提防雪崩和那些野山羊蹬下的滚石等危险状况。想必他们对于那些艰险早就习以为常了。他们的镇定很快感染了我们，尽管总是觉得喘不上气，大家还是开起玩笑来。记得有一位大概是党员的，他掏出钱包冲着走到前面去的我们喊道：“同…同志们，等等我，请你们务…务必代我交上最…最后的党费。” 我们就这样一边喘着一边戏谑着向雪线挺进，原先的许多紧张都消失了。我是第一个到达目的地的，晶莹碧透的冰湖突然神奇地展现在眼前，我迫不及待地为自己拍下了那个后来一直珍藏的镜头。在最后一天赶回拉萨的路上，为了满足我们想见到神湖羊卓雍的愿望，旺青师傅大开了我们的眼界。为了节省时间，他决定放弃公路，竟然可以将车子沿着坎坷的流水冲沟翻过那陡峭的大山去。记得我上中学时摘录过鲁迅的名言：“路是人走出来的”。然而，是那次羊卓雍之旅，旺青的智慧与勇气给了我一个“路”的崭新的诠释，让我又一次领悟到人生之中“车到山前必有路”的精采。

“冷静的高度”（1984 年夏自拍于西藏）

第一次进藏，对于从未领略高原风情和少数民族文化精髓的我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读万卷书，还应该行万里路，吸取天地间的灵气，学习不同文化的智慧。翻开22 年前的日记本，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真正让我认识西藏的还是那些生活和工作在高原上的人们，那些在艰苦环境中仍然乐天通达的藏族和汉族同胞，包括平易近人的自治区巴桑书记和农牧渔业厅的余厅长（他是60 年进藏的），热情的旺青和那些陪同我们考察的藏汉族干部与工作人员，为保卫西藏和建设西藏做出巨大奉献的解放军18 军的老战士们，那位与我同龄并自愿到西藏军区创作组工作的青年军队作家小齐， 尼洋河畔那些喊着号子干活儿的藏族姑娘们，还有在80 年大学毕业后回到西藏工作的我的大学同学普布与王维拉。这次随CPGIS 讲学团进藏，我在拉萨又见到普布和维拉，维拉已经是西藏自治区测绘局的局长了。

又见到维拉（左），一晃就是22 年

第一次进藏后，我常常希望找到一段安静的日子，静下心来写写第一次进西藏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然而，22 年过去了，直到这次赴西藏大学讲学，我重新翻出当年进藏的老照片和日记本，又是一番“光阴似箭、人生苦短”的感慨。在西藏大学，我将第一次进藏时拍下的老照片当作学术报告的引子。当我将22 年前在林芝山区原始森林中的照片放出来，听众的笑声与议论声让我怀疑自己是否由于高山反应说了什么胡话。我看得出来，青年学生们的眼神充满了善意的疑惑，面前的这位BMI 指数明显超标的报告人如何能够与照片上那位“苗条英俊”的青年画上等号呢?(平心而论，“苗条”是应该当之无愧的，但是，“英俊”则纯属自夸啦)。在课堂上我明显感受到，新一代的藏族青年有他们的梦和对知识的渴求。他们已经明显地比他们的父辈更加渴望地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对于任何新事物也表现出令我欣慰的敏感。在我报告结束后的提问时间，有一位女学生格桑卓玛就站起来提问，了解有关“谷歌”（Google Earth）中卫星遥感影像的管理问题。我向来喜欢学习认真的学生，更愿意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积极提问和与老师交流，甚至与老师辩论。卓玛在众多学生中的突出表现使她后来获得全额奖学金，进入我们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班。

西部讲学的几年中，我深深感受到西部教师人才的严重缺乏，更加意识到教师人才的缺乏是制约西部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我们的地球信息科学领域，师资力量更加薄弱。西部地区地广人稀，许多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西南的滑坡与泥石流，西部的荒漠化与冰川退缩，北部的草场退化，对于这些大范围的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监测和管理，那里极需要普及与发展卫星遥感和导航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等科技。我是相信也珍惜缘分的。当年徐凤翔和黄宗英的“小木屋”促使我在西藏考察时不仅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思考人与人的互动，使我有缘从那些汉藏同胞身上体会到“一个人的自信心可以出自于多做善事的愿望以及具备能够帮助更多人的能力”。我有一个心愿就是在最近几年的西部之行中形成的。我决心在西部讲学计划完成之时，一定要筹集到100 万港元的奖学金，用来培养几位少数民族青年教师。或许真是因果报应，如佛家所云，善心善念结善果，我最终如愿收到香港圆玄学院百万善款。当圆玄学院副主席邓锦雄先生用电话通知我捐款落实的时候，车窗外远处天空中竟然出现了美丽的彩虹，而且是双虹，那真是一种份外奇妙的感觉 (或许，在接到这个好消息之前我无暇顾及车窗外远处的景致)。“邓副主席”说，这是“缘分”。“缘分”就象是深埋于心底的一颗种子，到时候就会发芽、开花、结果。谁能够说清楚我的这些缘分与第一次进藏后埋在心底的愿望无关呢？

84 年那次进藏后，我有好一阵子象“中魔”一样，天天揣着我那两本精选的西藏照片，向同学朋友们描述（有时象是在炫耀）进藏后的所见所闻，我甚至将一个密码锁的号码也换成进藏那天的日期“8488”。值得一提的事，那天也是令全球许多华人激动不已的日子。1984 年8 月8 日，中国女子排球队在美国洛杉矶首次夺得奥运会冠军。当我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时，顾不得刚进藏需要平静休息一天的要求，高兴得跳起来连续做了几个挥臂甩手的扣球动作。话说回来，我们这次进藏讲学的日子也是令人难忘的，因为在2006 年的夏天，整个拉萨河谷都在期盼着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世界上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在拉萨河畔，西藏大学的藏族老师为我们指出远处那条即将通车的铁路。我顺着在宽敞的拉萨河谷中形如藏族姑娘辫子般的潺潺河水望去，搜寻着那条汇聚了无数梦想与汗水的道路，不知为什么会想起《二郎山》的筑路之歌；回望布达拉宫那个在阳光下闪耀的金顶， 韩红的《天路》再次模糊了我的视线“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 ……”。

青藏公路与青藏铁路的必经之地—念青唐古拉山（2006 年夏）